日期：1957-8-23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兰州铁路管理局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兰州铁道报编辑部生产运输组副组长滕鸿涛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并进行了严肃的驳斥和批制。事实已完全证明这个所谓的“工人作家”，竟是一个恶毒的向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
滕鸿涛竭力反对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他公然叫嚣：“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各党派在一个等线上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倒更合适些，有决策的事大家共同研究，各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谁也不要干扰谁”。他反对共产党员在重要部门中担任工作，他说：“只有党委会的成员”才应该“是党员”，党委“只管教育自己的党员，发展党组织”，至于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则“可以不用去管”。滕鸿涛诬蔑共产党光明伟大正确只是个“概念”，“具体到党员身上不是这样”。他认为党吸收的党员都是些“恭顺的人”。他谩骂积极要求参加党的人是“投机分子”，他恶意造谣说：“人一入党，连家里人都隔阂了”。他歪曲党员向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的实质，而加以攻击说：“中国人讲‘不说人之短，不言己之长’，汇报就是背地里说人短”，因此，他同意葛佩琦谩骂党员是“便衣警察”的说法。同时他还进而把党员说成是“主人”，把群众说成是“奴隶”，以挑拨和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滕鸿涛不但这样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共产党，而且还狂妄地企图取消党团组织。他叫嚣：“没有党团员多好！”他甚至想取消儿童们的少先队，恶狠狠地说；“红领巾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不定那天就取消它！”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诬蔑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走下坡路”，兴高采烈地主张中国应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把政治制度“改改”：“几个党在一起决策，别再由一个党决策了”。
滕鸿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有他的一套狂妄的政治野心的。当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就认为民主党派有搞头了，说民盟势力“最强”，就准备加入，他吹嘘说他入民盟是给民盟“贴金”，只要“向他们说一声就能让我加入”，然后在民盟组织里“当个领导”，有了这个政治资本就可以“和党分庭抗礼”。他还狂妄地梦想以后“当民盟省委委员”，成立兰州作家协会时“当个副主席或秘书长不成问题”，最后一直升“到盟中央”。整风开始以后，他对章伯钧、罗隆墓的谬论极表赞许，他“感到他们才是我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他愿意为章罗联盟奔走，“为罗隆基而死”，以实现他的使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想和野心。
这个打着“工人作家”招牌的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皮异常不满。他说：“过去中国有议论朝政之说，文人对朝廷之事可以随便议论”，但是“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在野党。这与中国国情不合”。因此，当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荒谬主张时，他就大加赞赏。他诋毁“社会主义选举制度是形式主义”，他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府部长中的民主党派人士，“只是摆样子”，目的是“为对外宣传，说明中共不是一党专政”，而“实际起作用的只是党员副部长”。他也攻击社会主义法制，认为只是“人治”，“实际党员领导干部决定一切，他看得好的就没事，看得不好就可能关他一年”。滕鸿涛更“看不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他“喜欢旧社会的交朋友讲义气”，竭力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处处强调纪律”，说组织生活是解放后硬加到人民头上的，他荒谬地声称：“其实人的本性就是自由散漫的”。他还污蔑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说“苏军在匈牙利叫友谊支持，美国驻军日本叫侵略”，这不能“说服”人。
滕鸿涛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还更进一步对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加以攻击。他歪曲事实地说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民主太少，首先对知识分子民主太少，所以他们才组织了裴多菲文化俱乐部”，还进而诬蔑这个国家的“革命是输入的，而不是自觉的”。他恶意造谣说波兹南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因为“首先发展重工业”的原故，因此他反对我国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说：“这个方针有毛病，这个原则值得考虑”。
这个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深恶痛绝，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却恭维备至，不惜颠倒黑白进行捧场。他闭眼不看事实而得意洋洋地反问说：“我们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腐朽，老百姓怎么没有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在发展，并没有“倒退”。他满怀向往之情地赞扬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说资本主义“并不是腐朽到顶点”，它还有“活头”。这就是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党报的负责工作人员，滕鸿涛千方百计地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企图把报纸拉向资产阶级方向。当整风一开始，他就公然提出：党委会和行政领导对“新闻业务不懂别装懂，别乱提意见。他们除自己要学习新闻业务外，有问题要和我们采取商量态度”。他反对在党报上刊登党委的一些重要指示和报告，说这些都是“教条主义的东西，群众不喜欢看”。他反对执行党委对报纸的原则性指示，竟荒谬地说这没有“通过群众”，根据这些指示订出的报道计划，他斥为是“形式”，企图在报道计划中摆脱党的指示。这个右派野心家也反对党报记者应该由党员来担任的规定，他咆哮如雷地喊这：“如果明确群众不能当记者，那么群众都滚蛋！”他主张记者不分政治条件可以为所欲为，他说：“记者凭记者证，连党委会都能参加”。滕鸿涛全盘否定了报纸的成绩，诬蔑说：“报纸每期都是概念化”。他无耻地恫吓说：报纸“应当改变改变了，不然，说不定那天群众会把报社砸了”。
滕鸿涛打算把报纸“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主张报纸要多“干预生活”，就是多多揭发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并且越尖锐越好。他说：“报纸缺乏战斗力，是因为领导为了维持尊严，坚持撤批评稿或讽刺漫画”所致，他恶意攻击说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害怕”，因此今后“应更多的发”。滕鸿涛坚持党报应该走文汇报前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挖空心思地宣传“文汇报办得有劲，敢说话，战斗力强”。他企图篡改党报方向的恶毒阴谋，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质问说：“资产阶级国家有共产党的报纸，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他们的报纸？”他说：“在野党应该可以自由地反映他们阶级的意见”，可是“现在他们有一部分意见没法反映出来”，因此，他就主张把社会主义报纸变成资产阶级的讲坛和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
滕鸿涛经常以“工人作家”自夸，到处吹嘘招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人出身呢？1937年他曾在天津市当过四个月伪卫生警察，1938年起在铁路干了一年多长工和站务夫。1940年他就当了伪职员，一直到解放。1942年他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解放后，他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伪职员，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下写过一些小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完全是由于党对他培养和帮助的结果，但他却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
他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谩骂甘肃党省委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土包子”，“实在是白搭人民小米”，认为“党对文艺创作管的太严”，他说：文艺创作应该是“自由”的，并且强词夺理地问道：“谁管过李白？谁管过杜甫？”他认为党对他这样的人以及“大知识分子和有技术的人”，“要求过严体贴不够”，“对他们肯定的太少”。他对于思想改造大为反感，认为这是“带有强迫性的”，他主张“不乐意改也可以”，他说：“古代文人爱怎样就怎样，按照个人自由去生活，不用改造”。他诬蔑解放后“思想不自由”，“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吹嘘他是“有生活理想的人”，“情愿物质生活降低一点，言论行动要更自由些”。
滕鸿涛所谓的“理想”“物质生活降低”等等，完全是无耻的谎言。作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的灵魂却是惊人地丑恶和肮脏。他曾厚颜无耻地宣称：他对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只是崇拜，不想学”，因为“我觉得那样真太痛苦了”。他赤裸裸地说：“我宁可做个乱世虫活着，也不愿作烈士死去”。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人生在世就是享受”，他散布着死尸一样的臭味说：“一个人不管做不做一番大事业，早晚得死，舍己为人是划不来的，为下一代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要“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他日夜盘算的是存款一万元，“一个月就有六十元的利息，再向文联贷点款，往银行一存”，“就是光吃利息，生活就没有问题了”。到那个时候“能够写点东西更好，不能写，只吃利息也不犯法”！
这就不难解答他为什么要写作了，支持他写作的力量，除过政治野心以外，不外乎是钱。他常说：“多来点‘刺激性的东西’（稿费），比什么都好”，当写好一篇东西以后，他就比较那里稿费给的多，就寄向那里。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不得不承认：“过去我努力写作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的”，他说：解放后他发觉“写作是有名有利的”，就开始学习写作。在党的帮助下他写了一些东西，就得意忘形起来，认为他有政治资本了，野心就越来越大，而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越来越猖狂露骨。
滕鸿涛的原形是从整风初期才彻底暴露的。当时，他向党猖狂进攻，气焰非常嚣张，对党用尽了诽谤的伎俩。他为了纠合力量向党进行攻击，还使用了鼓励和激将的办法，企图煽动一部分群众，他要大家早些想好“那些问题找省委，那些问题找毛主席”。他总是嫌火点的不够大，意见不够“尖锐”，一再煽动说：“大家发言不够平衡，只是几个人汪汪，有的人对问题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对领导还有顾虑？”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以后，滕鸿涛喜欢得心花怒放起来，他狠毒地说：“过去有人斗了别人，这次我们也要检查，别光斗别人！”他公然煽动说：在肃反运动中兰州铁路管理局的“群众”受的“委屈也不小”，他们这回应该向那些“靠肃反起家的人”“反一下”。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刊登出来以后，他积极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几天的报纸有启发”，要求大家也多看看，以广泛传播这种谬论。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滕鸿涛还继续坚持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他说报纸上刊登的右派分子的谬论“百分之八十是正确的”，他诬蔑党报只把“部分感情激动时的发言挑出来”进行批驳。他也拒绝对右派言论进行反击，还别有用心地说：“为什么今天还有储安平、葛佩琦这种人？如何造成的？值得深思。”当对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露和驳斥以后，他一直狡猾抵赖，在群众揭露出大量事实的时候，他才作了初步检讨和交代。但态度还不够老实，仍企图混过关去。目前说理斗争还在继续深入。
---- 原载1957午8月23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